從重度及多重障礙學生的溝通需求談我國輔助溝通之應用困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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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從重度及多重障礙學生的溝通需求談我國輔助溝通之應用困境
弘光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/ 黃志雄 助理教授
近年來，國內對於輔助溝通（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, 簡稱AAC）的應用與重視，與日遽增，相關的研究結果和更具功能之溝通輔具，不斷地被提出和被應用與證實其功效，國內各大專院校、醫療和社福機構亦紛紛成立輔具資源中心。許多研究結果證實，AAC和科技的運用，能增進特殊學生的溝通和學習表現。然而，若從使用者的需求面來看，我國在AAC的應用，距離滿足特殊學生需求的終極目標，還有著一段不小的距離，特別是對無口語或口語能力有限之重度及多重障礙學生而言，例如腦性麻痺、重度自閉症和重度智能障礙等。在本文中，筆者從過去的研究與教學經驗中，提出幾點重度及多重障礙學生應用AAC之困境與省思。 困境一：溝通輔具申請的限制 輔 具申請與提供是我國社會福利政策中重要的一環，也滿足了多數特殊學生的輔具需求，例如：聽障者得以配戴助聽器，肢障者得以使用輪椅、助行器或擺位輔具等， 輔具對特殊學生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。然而，對無口語能力之重度多重障礙學生來說，能申請到一個專屬於自己且適用之溝通輔具，卻十分困難。從整體經費補 助來看，溝通輔具被列為聽語障輔具中的一項，而多數的經費被應用在有實際效益之助聽器和聽輔儀等輔具設備上，在經費的使用上易出現排擠效應，國內對於溝通 輔具的申請與補助，經常是以學校或縣市政府為單位，統一採購並置於資源中心，讓有需要的學生申請借用。 然而，對缺乏口語表達能力之重度及多重障礙學生而言，需要的是一個能夠為其量身打造之替代性溝通輔具，以便能運用輔助溝通(AAC)，表達需求和提升學習參與，並能隨時伴隨其生活及學習，而不是一個通用型且有借用期限之溝通輔具。筆者曾經為一位患有粒腺體異常症候群之腦性麻痺兒童，進行溝通輔具評估和介入，經過三個多月的評估與介入測試後，建議家長申請具螢幕語音鍵盤之全功能電腦人機介面系統（The Grid），作為該生之溝通和學習輔具，但卻遭縣市政府，以不符合經濟效益和無法讓多數學生使用等理由拒絕。 困境二：人機無法一體 在特殊教育的實踐中，十分強調個別化的原則；在輔助科技的實施中，亦著重於個別化的調整，以便能夠藉由科技的力量，幫助或彌補身心障礙者，得以儘可能地過著和正常人一樣的生活（Cook & Hussey, 2002）。然而，在重度及多重障礙學生AAC的提供上，卻一直難以達到滿足個別需求的目標，國內外雖然發展出許多可供使用之輔助溝通(AAC)設備，但礙於前述之申請限制，以及價格昂貴，再加上缺乏足夠的人力和資源，針對學生的個別需求進行輔助溝通(AAC)的 調整，例如：為動作控制不佳的腦性麻痺學生，調整或設計控制開關；為無口語能力之自閉症兒童，選擇和設計具透明性和延伸性之溝通詞彙與符號等。因此，在實 務現場中所見，經常是人機分離的情況，也就說學校或老師，幫學生申請或借用了一個溝通輔具，但卻不全然適合學生的需求，溝通輔具成了老師的教具，只有在教 學時間使用，而不是像輪椅或助聽器等輔具般，伴隨在學生身邊，更甚者，時間一久，輔具變成了裝飾品或被閒置於教室的一隅。 困境三：缺乏持續性服務與保固 由於溝通輔具的使用難以達到人機一體，使得許多學校和縣市資源中心，閒置了許多寶貴的AAC資源，筆者認為造成此一困境的主要原因，在於輔助溝通(AAC)的提供者與使用者兩端點，缺乏持續性地聯繫、協調與整合。對輔助溝通(AAC)提供者而言，固然，國內大型之溝通輔具廠商，例如：科技輔具基金會或朋迪國際有限公司，均有提供售後服務和保障，但礙於服務人力有限，當輔助溝通(AAC)使用者，需要輔具調整或維修服務時，便需要等候安排服務人員可到校的時間。然而，對輔助溝通(AAC)使用者來說，特別是重度及多重障礙學生，等待經常會錯失了有效學習的契機，或是使用輔助溝通(AAC)的成效。筆者曾教導一名重度自閉症兒童使用語音溝通板，但因該生伴隨有過動和情緒問題，因此在家將溝通板摔壞了，等候了近兩個月的時間才獲得維修服務，在這段期間，雖然學生仍使用溝通圖卡，但溝通行為和模式已經改變，需重新教導和建立使用語音溝通板的溝通模式。 其實，國內在輔助溝通(AAC)的資源相當充裕，只是在實務現場中一直缺乏有效地整合與運用，特別是在輔具提供和需求面的整合上。上述的困境，或可作為AAC服務提供者的借鏡與省思，包括政府單位、學者專家、廠商、學校和醫療機構、以及治療師和特教老師等，以便能從夠實踐滿足個別需求之輔助溝通(AAC)和輔助科技服務，誠如Beukelman和Mirenda（2005）所言：「輔助科技設備只是滿足特殊需求的一部份，真正需要的是為學生量身打造的個別化服務」。